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

我在1935年，即抗日战争爆发前两年离开学校，在上海开始过自学和写作的生活，也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。1938年初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六十多年来虽然可说是始终不懈地为党、为革命尽我所能地工作，但成绩实在很有限。我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写作上，结果就只是这一小堆书。

回顾过去的写作生涯，我曾说：“我一生所写的文章，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，但是总的来说，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（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）。可说是‘纯学术性’的文章几乎没有。对此我并不后悔。”这段话引起一些读者和朋友的注意。所谓“纯学术性”是什么意思，不大容易讲清楚。但若干年来，学术界中确实存在着避开理论，避开政治，务求进入纯学术领域的风气。当然，也有并不是为了有所逃避而致力于纯学术的。在纯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要花很大精力的，是很可贵的。我并不轻视、否定纯学术的研究工作，甚至我还羡慕、钦佩这种工作，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的意愿使我心甘情愿地走我所已经走过的路。而且一个人终究只能分工做一件事或一方面的事。六十多年来，我曾多次犯过错误，有时感到迷惘和困惑，这只能归咎于自己功力不够，悟道太浅，所以我觉得，对我在政治上和理论学术上的追求和我选择的路，无需后悔。

学术和政治并不绝对矛盾。但应该承认，把这二者看成互不相容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从50年代后期到60、70年代在学术界内，可以说，人们越来越怕犯错误，稍微涉及政治和理论，哪怕讲得有点道理甚至很有道理，但只要被认为错误，就有陷入万丈深渊的危险。同时，正确和错误早有定论，只要附和定论，即使违反起码的逻辑，违反公认的常识，也受到赞扬，无人敢提出异议。这些情形当然使人们鄙视理论，害怕政治，而把“纯学术”看做避难所和远离是非的神殿。到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一来，那就一网打尽，无处可逃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二十年间，这种情形已经有改变，或者大有改变。但积重难返，为造成有利于学术繁荣的环境，为彻底消除那种为政治可以不顾科学性的积习，需要做更多的工作。